几百年来秦国奉行着客卿制度，即来自异国的宾客，在泰国得到了重用。早年的秦王（嬴政）尚能听取不同意见，但当秦国挖出了一个从韩国而来的客卿名叫郑国的奸细后，嬴政压抑不住心中的愤怒，下了“逐客令”，命令在秦国的所有外来宾客全部限期离境。这一道“逐客令”，迫使不少人才离秦而去。但宰相李斯思量再三，总觉得不甘心。终于下了决心，为秦王写了那篇著名的奏章《谏逐客书》呈给秦王。当秦王读完此书后，不由得被深深震撼了，被文中所表达的思想观点所折服，于是立即撤销了“逐客令”。
李斯纠正了秦王“逐客令”的错误决定，使得秦国重新广开国门，延揽人才的政策继续执行下去，进而为秦统一天下创造了一个重要条件。
纵观历史，我国历代贤明的君王只要能重用人才，注重纳谏，就能安邦兴国。
商王殷高宗是一位励精图治的帝王。有位名叫傅说的人，本是奴隶，当殷高宗确知他是一个博学多才的人后，便拜他为相国，辅佐殷高宗大力进行改革，使商朝迎来一个时期的复兴。
周文王为招贤纳才，对有真才实学的人倍加敬重。当时，不少著名的能人都纷纷到周国归属于他。纣王的大臣辛甲和鬻子，因在商朝不能施展抱负，便弃商投周，于是得到周文王重用。曾以打猎为业的太颠，也是当时贤德之人，被周文王发现之后，不嫌弃其出身低贱，反而主动去请他到朝中做官。如此一来，当时杰出的人才如宏夭、散宜生、胶鬲等都纷纷投奔周文王。周文王从善如流，对他们分别考察，量才任用。周文王在这些贤士的辅佐下制定和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国家发展的政策和措施，使农业空前发展。
秦穆公一心要称霸诸侯，四方求贤。百里奚是楚国人，本是奴隶，秦穆公听闻他是个人才，就封他做大夫，辅佐秦穆公改革内政，发展生产，使秦国国力渐强，为争霸事业创造了条件。
三国时期，刘备为什么能鼎力于蜀汉，主要是因为有诸葛亮这个大才之人，为蜀汉政权立下了汗马功劳。
亲疏并举、德才兼备的人才政策是唐太宗李世民政治统治的重要保证和基础。李世民朝廷上下形成一种敬贤纳谏的政治风气。魏征就是当时最有名的“净臣”。他凡有所谏，多被李世民采纳。贞观年间的许多政策的制定都是魏征参与策划的。通过一系列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政策的制定和推行 ，唐初政治空气开明清廉，生产力得以迅速发展，经济空前繁荣，社会安定，从而创建了文化灿烂，国力鼎盛富强的景况，被后人誉为“贞观之治”。
类似的例证还有很多，不再一一列举了。
1956年，我国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开始，主持经济工作的周恩来，越来越感到建设人才的缺乏，为改变这个现状，于1956年1月，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周恩来宣布，我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已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建设社会主义，主要依靠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三者之间的兄弟联盟，必须充分信任他们，改变他们的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
这是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第一次正确界定。知识分子欢欣鼓舞。春风呼唤着海外游子，一批优秀的科学家，如林兰英、张文裕等冲破障碍，回到祖国的怀抱。
1962年3月，周恩来在广州会议上又指出：“从总体上讲，知识分子不能再说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要摘掉他们头上的“资产阶级”这顶帽子。
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后，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左”的偏差越来越严重，企图否定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到了“文革”时达到顶峰。
“文革”结束后，邓小平同志勇敢地站出来为知识分子呼吁，提出要在党内造成一种风气，“重视知识，重视从事脑力劳动的人，要承认这些人是劳动者。”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在党尊重人才正确政策的指引下，我国各条战线的人才充分发挥聪明才智，推动着各项事业突飞猛进地发展。我国南京、武汉两座长江大桥的兴建，第一次核爆炸成功，第一颗氢弹爆炸，东方红一号升空，杭州湾跨海大桥通车，辽宁号航母下海和编八军队序列，直至近日神州十一号载人飞船发射升空（前已发射两次）等等，都是在专家和广大科学技术人员的共同努力下取得成功的。
人才是国家富强的根本。中国共产党将始终不渝地坚持和弘扬这一根本政策，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的人才保证。
